2023年新发现的甘肃民乐县花红洞石窟是一处小型石窟群，其中南区第2窟北壁残存有一幅横卷式壁画，内容为佛说法图及胁侍、供养菩萨。佛与胁侍菩萨的面容及其形象、画法均与克孜尔石窟同类题材高度近似，如佛像背光中“大雁衔环”的装饰图案，与克孜尔第123窟佛像背光中“大雁衔环”图案的位置、构图和配色几近一致，二者可能源于同一类粉本。个别装饰图案虽有来自河西本地和其他因素，但主体仍以龟兹风格为主，表明其可能直接受到龟兹晚期石窟的影响，据此将该窟及壁画的年代推定在8世纪左右，其来源可能是依照龟兹石窟的粉本绘制，或是来自西域龟兹地区的人物至河西地区开凿绘制。本文系由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丁得天、民乐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周荣和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卫东合作撰写，载《敦煌研究》2025年第3期。特此转载，以飨读者。感谢丁得天老师授权。
新发现甘肃民乐县
花红洞石窟“龟兹风格”壁画初探
文 / 丁得天、周荣、王卫东
2023年4月，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会同民乐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进行文物安全巡查时，根据民乐县当地村民提供的信息，对南古镇岔家堡村新发现的一处石窟群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发表了调查简报（下称《简报》），将新发现的窟群暂划为A、B、C三个区域，初步推测A区洞窟的年代在5—6世纪之间。《简报》据当地村民介绍该窟群附近旧时曾有一处消失的寺院遗址名为“圣佛寺”，遂将该窟群暂定名为“圣佛寺石窟”。又因立于崖底可隐约看到崖壁之上部分色彩斑斓的壁画，称其为“花红洞石窟”。在与民乐县、张掖市文物管理部门同志商议后，本文取“花红洞石窟”称之。2023年11月，可看到的有关该窟的部分壁画，显示出极为浓郁的“龟兹风格”。2024年3月，我们对该窟进行了调查，因该窟所在的崖面险峻，截止目前尚未登临至窟内做调查工作，只做了部分记录、航拍和简要测绘。得益于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第一次调查公布的材料，结合我们2024年3月实地调查所获，在目前尚未对洞窟进行完全实测的情况下，本文仅以窟群南区第2窟（《简报》中A区第2窟）残存的壁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参照残存的石窟形制，对比分析壁画内容及风格，就洞窟壁画的年代和渊源做初步讨论。
展开剩余92%花红洞石窟位置及其概况
花红洞石窟位于民乐县南古镇岔家堡村东北2公里处大都麻河东岸的崖壁上，主要分南、北两区，南区的崖壁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石窟距地面18米左右，崖壁下方为大都麻河的干河床，该河原是自然流水，1975年在岔家堡村南1公里处的上游建成瓦房城水库后河水渐趋干涸。石窟所在地海拔2302米，东距民乐县城约26公里，西南距金塔寺石窟约18公里（图1）。此次调查因无法登临，借助无人机进入崖壁上方洞窟内进行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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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花红洞石窟位置示意图
（在《百度地图》截图上加工绘制）
花红洞石窟南区残存5座窟，大体坐东朝西，自南向北依次排布在同一崖面上，自南向北编号（图2），本文编号与《简报》编号的次序相同。第1窟位于南端，窟口被崖壁顶端冲流下的泥沙掩盖大部，仅顶部存留空隙，窟顶微拱。第2窟是五座窟中开凿规模最大的一窟，窟型虽残损较重，但形制尚存，为长方形纵券顶窟。窟内正壁自然损害严重，无人机影像中看不到开龛或壁画痕迹。南、北两壁残存有部分壁画，南壁仅西侧外沿残存小幅壁画，北壁残存一幅横卷式壁画，即本文所探讨的主要对象。第3窟、第4窟损毁严重，窟顶呈斜拱券，与侧壁形成的角度上窄下宽，第3窟南壁与第4窟北壁均呈斜坡面。又从外立面观察，中间隔断的岩体呈一座倒梯形柱体，上宽下窄，形似为一中心柱体，两窟窟口外侧崖面塌毁，窟口被山顶冲刷下来的泥浆沉积覆盖了部分，“柱体”后部无人机无法进入，影像显示有很深且位置较低的凿痕，可能相通或未完工，故而推测第3、4窟极大可能是一整座中心柱石窟。若是一座中心柱窟，则第3、4窟是中心柱窟南北两侧的甬道，因目前尚未登临至窟内详加分辨，暂将其分别编号为第3、第4窟，但将其视作一整座单独的中心柱窟，是本文后续讨论的重要观点和基础。第5窟位于南区最北端，在五座窟中规模最小，洞口被泥沙堵住大部，《简报》将其编号为C1，暂定为第4窟的明窗，因目前无法确证两窟间内部是否相通，即便相通，还有僧房窟的可能，仍将其编号为第5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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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花红洞石窟南区外景
上述五窟中，第1、第5窟目前无法确定窟型。第2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单窟，是目前所能观察到并仅存壁画的洞窟，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第3、4窟很可能是一整座中心柱窟南北两侧的甬道。中心柱窟的出现，有助于加深对该区域石窟的认识。第2窟和第3、第4窟的规模在五座窟中相对较大，形制也较完整。
花红洞南区第2 窟壁画
花红洞第2窟是一座长方形拱券顶窟，顶部及正壁（西壁）、南壁（左壁）均大面积塌损脱落。南壁靠外侧残存少许壁画。南壁仅存的壁画中，上部以蓝、石绿、深褐色等绘出菱格纹式的天宫栏墙，栏墙与北壁相似。栏墙下残存两身人物：上端是供养人物及头光；下端隐约分辨出一幅供养菩萨的头部，用白色绘出头冠边缘和飘向下方的缯带。
北壁（右壁）中央残存一幅横卷式的佛说法图（图3、图4）。中央一身佛像仅存上半身。佛像着袒右肩袈裟，面部和裸露出的胸部、右臂均呈褐色。佛像宽肩窄腰。右手上举，五指间绘缦网。胸口绘出一组两边轮廓呈反向的“S”形卷花纹样，如花瓶两侧边缘。佛像头光和背光呈莲瓣形。头光由内向外四重，绘绿、白、顺时针的“大雁衔环”图案和菱形纹。身光由内向外五重，绘绿地、白地、半圈通肩式小坐佛、“大雁衔环”图案及菱形纹。身光顶部与栏墙间褐色地子上绘白色花朵。佛顶部头光两侧绘有两只相对而立的鸟，形似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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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第2窟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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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第2窟北壁线描图
（丁得天 卢百菡 绘）
佛像的左胁侍菩萨白色身（图5），侧身面向佛陀低眉颔首。面部残损较多，以细红线条勾勒，面部丰圆，高鼻细眉。整体宽肩窄腰。菩萨头戴宝珠花冠，花冠中央饰椭圆形宝珠。黑色帔帛绕肩挽于臂弯处。宝冠两侧耳旁各缀一牌饰，以白色珠子点缀。项戴璎珞。双肩披蓝、黑色帔帛及装饰，挂于胸口，形成一种变体的十字形装饰物，应是一种珠宝类装饰。右肩与左臂膊各挂一红色珠链，于腹前相交呈X形。右手捏一支待开的莲花苞。右臂绘红色菱格圆点纹臂钏，腕饰两圈红色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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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左胁侍及供养菩萨
左胁侍菩萨顶部及身后有五身供养菩萨像：头顶两身菩萨像，白色身相者佩饰与左胁侍菩萨相似；旁边黑色身相者左手持钵；后方又有一白色身相菩萨面朝左胁侍；下方褐色菩萨右手指向左胁侍菩萨，左手持钵；右下方一菩萨仅存面部轮廓，背朝左胁侍菩萨。
佛像的右胁侍菩萨白色身（图6），侧身面朝佛陀，与左胁侍菩萨相对而立。头顶花冠与面部残损较甚，两耳旁边各缀一牌饰。黑色帔帛绕肩挽于臂弯处。项戴串珠式璎珞。双肩披蓝、黑色帔帛或装饰物，挂于胸口前，形成变体的十字形珠宝装饰。双肩各挂一红色链珠并于腹前交叉呈X形。左手捏一支莲花花茎。臂膊绘臂钏等纹样，腕戴两圈红色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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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右胁侍及供养菩萨
右胁侍菩萨头顶及身后共六身菩萨像：头顶一身褐色身菩萨像，面向斜下方；后面着白衣菩萨像面向左下方；再向后褐色身菩萨仰头面对白衣菩萨，右手端钵；下方又有一半蹲状菩萨像，左手端钵；最右端上部菩萨像着白衣面向斜下方；下部菩萨右手高举一拂子。
壁画最西端残存半圈顺时针首尾相接的“大雁衔环”纹饰，再向外窟口已塌毁，“大雁衔环”纹可能是原造像身光中的装饰，最右端两尊像是“大雁衔环”纹主尊的侍从像。“大雁衔环”纹与中央佛说法图背光中同一纹饰的所在位置平行，其绘制的样式、大小与配色一致，应是一尊佛像的背光。
中央说法图顶部栏墙上面残存一身供养天（图7）。供养天正面向外，面部大半残损，着耳珰，佩戴项饰，肩披圆领通肩饰物，似坐在台座上，双手在胸前向外摊开，手持璎珞，璎珞呈U形垂于栏墙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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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供养天及栏墙
佛与胁侍、供养菩萨间的空白处多以深红色打底，是这幅壁画最底层的颜色，上绘莲花、莲苞等。壁画西端（右侧）残存的半圈“大雁衔环”纹饰，可能是佛像背光中的装饰纹样，但旁侧没有如中央佛说法图中的胁侍菩萨，塌毁的位置可能为佛像。
花红洞第2窟壁画浓郁的“龟兹风格”，以佛像背光中“大雁衔环”图案、菩萨像及头冠、佩饰、纹样等细节尤为明显，为探寻该窟及其壁画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与龟兹石窟及周边石窟的关系
在石窟寺考古比对分析的参照物选择上，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通常“由近及远”，但花红洞第2窟图像内容和风格与邻近的马蹄寺、金塔寺、童子寺等窟差别较大，与龟兹石窟更接近，目前尚未发现文字题记，故在选取参照对象时“舍近求远”。以下就花红洞石窟与龟兹石窟、周边石窟做对比分析，窟型是首要考虑的内容，但受限于未能实测，只做简要分析。
（一）与克孜尔石窟及邻近石窟的对比分析
1.石窟形制
单窟。花红洞第1、第5窟的情况目前不清晰。第2窟是一处纵券顶方形窟，此种形制在龟兹石窟中常见，包括吐鲁番的雅尔湖、柏孜克里克等也有纵券顶石窟，而在邻近的马蹄寺千佛洞、童子寺及敦煌石窟中少见，金塔寺没有方形窟。第3、4窟本文视其为一座中心柱窟，邻近的金塔寺、马蹄寺石窟的中心柱为方柱，中心柱体上下齐整并四面开龛造像，四壁与地面垂直，马蹄寺的中心柱窟还有人字披形制，尽管花红洞第3、4窟残损严重，但残留的中心柱体上宽下窄，两侧甬道（或洞窟）较宽，与马蹄寺、金塔寺中心柱窟形制不同。邻近石窟中与花红洞第2窟稍有相似处的是童子寺第9窟，该窟中心柱体微呈上宽下窄，中心柱的柱体呈横长方形，在整窟中体积占比很大，导致与三面侧壁形成的甬道十分狭窄，甬道上半部略呈上窄下宽的半月形夹角，这与花红洞第3、4窟侧壁和柱体形成的夹角稍有相似，但整体看，两窟在形制变化上缺乏直接的关系，且童子寺第9窟侧壁制底窟壁画上绘有早期千佛图像，二者差别明显。
组合。从现有遗迹和外立面判断，五座窟并非各自独立开凿，可能存在着某种组合关系。五窟中第2窟与第3、4窟相邻，即一座方形窟毗连窟一座中心柱窟，窟外侧有略显模糊的类似毗邻通道的部分，崖面遗迹也显示两窟底面所处位置在同一水平面。克孜尔石窟分为两类主要的洞窟组合，第一类由一个或多个方形窟以及一个或多个僧房窟组成，第二类包括一个或多个中心柱窟，有时附带一个方形窟及一个或多个僧房窟，这两类洞窟组合的关键区别在于有无中心柱窟。两相对比，花红洞第2窟和第3、4窟的组合与克孜尔石窟常见的第二类组合的A型相近似。
通过对花红洞石窟的形制做简要对比分析，不论单窟或组合，均表明其与克孜尔石窟的形制相似，反而与邻近几处石窟差别明显，可见其与邻近石窟的相互影响有限，本文更倾向于花红洞石窟属于一类组合式的石窟。
2.花红洞第2窟与克孜尔第123窟佛像及背光中的“大雁衔环”图样
观察花红洞第2窟的壁画图像，与龟兹石窟最接近的是克孜尔第123窟壁画佛像背光中的“大雁衔环”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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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克孜尔第123窟左甬道立佛
（采自《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三卷《克孜尔石窟（三）》图版六九）
克孜尔第123窟左甬道外侧壁有一身侧身面朝侧下方的立佛（图8），头光呈圆形，背光椭圆形。立佛面部白色，着红色通肩大衣，右手持一钵，头光外圈中绘顺时针方向的“大雁衔环”图样。身光四圈，第二圈绘立佛，最外侧第四圈内绘顺时针方向的“大雁衔环”图样。两圈图样底色皆是蓝色，大雁均为顺时针方向首尾相接，头部、翅膀与尾羽涂白，身体为黑色，口衔一枚圆环，圆环内、外沿白色，中为黑色。该窟因鸟衔环图像的特点明显，曾被德国考察队称为“鸽子衔环”窟。花红洞第2窟的佛像仅存上半部分（图9），佛像正面朝外，面部褐色，袒右肩袈裟，右手上扬伸开做说法状，五指间有缦网，结合下半部残存壁面略小的位置，此尊主佛坐姿的可能性较大。头光和背光呈莲瓣形，头光外圈内绘“大雁衔环”图样。身光四圈，第二圈为坐佛，第三圈绘“大雁衔环”图样。两圈图样中，底色都为蓝色，大雁均系顺时针方向首尾相接，头颈部、翅膀和尾羽涂白，身体黑色，口衔圆环，圆环内、外沿黑色，中为白色。此外，花红洞第2窟北壁西端邻近窟口处，残存有半圈“大雁衔环”图案，应是从属于造像背光中的图样，故其下缺失的极大可能是佛像，但旁侧没有胁侍菩萨，仅有供养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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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花红洞第2窟北壁佛像
两处石窟中的“大雁衔环”图样，除衔环的颜色稍有差异外，其他如图样所在位置、构图形式、大雁自身的色彩与背光圈内蓝色的底色近乎相同，图样的细节内容展现出的高度近似，显示出两幅壁画存在十分亲近的关系。
（二）佛像、菩萨像及其装饰纹样
花红洞第2窟佛像、菩萨像的装饰纹样，与克孜尔诸多石窟相似，如佛像的构图、头冠、连珠纹和菩萨的臂钏等。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部分常见纹样，从早期到晚期持续流行，甚至在经历年代的变迁后仍顽强保留着早期样式。
1.佛像头光顶部的花朵与对鸟纹饰
图9所示花红洞第2窟佛像头顶部与栏墙间有块褐色地子的区域，绘有白色放射状圆圈的花朵纹样，此种花朵纹样在龟兹石窟早期至晚期均流行，通常作为补白点缀，或菱格边缘的点缀、部分菩萨天女衣裙的点缀，多为白色。佛像头光两侧各有一只鸟，相对而立，头顶尖羽，白头，羽翼和身体褐色、蓝色。克孜尔石窟中有丰富的鸟类图像，或单或双乃至组合，如第171窟中诸多菱格纹中佛头光顶部所绘对鸟形象，在“长者施僧房缘”图像中（图10），佛像头光顶部半圆形黑地白花上相对而立两只鸟，一只回首与另一只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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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克孜尔第171窟 长者施僧房缘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一卷 图版二三五）
到晚期第38窟相向而立的成对雉鸟，以及第100窟中以食物供佛的图像中（图11），释迦佛头光顶部两侧各绘一只相对而立的鸟，鸟的翅膀和长尾羽呈白、绿色，这沿袭了第171窟中的构图形式，而花红洞第2窟佛头光顶部似乎也参照了此种构图形式（图12）。可见克孜尔第171窟、第100窟和花红洞第2窟中佛头光顶部对鸟纹的构图形式存在渊源联系，花红洞第2窟受到了以克孜尔第100窟为代表的同期洞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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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克孜尔第100窟 佛传图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三卷 图版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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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花红洞第2窟北壁佛像
2.菩萨像及装饰纹样
以头冠为例。克孜尔第224窟阿阇世王的头饰中（图13），其头冠与花红洞胁侍菩萨像是同一种样式，花红洞的则在勾线后以整块的黑、绿、白填色。其他如克孜尔第101窟、第27窟闻法天人、第99窟天人头饰中的头冠及其缯带，均与之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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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克孜尔第224窟 阿阇世王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二卷 图版一五七）
以菩萨耳饰、项饰、胸前装饰、臂钏等饰品为例。克孜尔第99、100窟菩萨的耳饰多是连珠纹耳珰，或圆形耳环，均赘挂在耳朵上，但花红洞第2窟胁侍菩萨两耳旁侧的牌饰，是从其头饰下方伸出一只U形的连珠纹的连杆上扬后置于耳侧，不与耳朵相连，仅是靠近耳朵的装饰。
两身胁侍菩萨颈戴一圈黑地白连珠纹的项圈，项圈外又以红色连珠装饰。两肩挂两条红色连珠的绶带，在腹前相交形成斜向的X形交叉。此种形式从早期一直延续至中晚期，如克孜尔第219窟供养天人像、森木塞姆第48窟天帝释及眷属所佩绶带、克孜尔第38窟弥勒菩萨与供养菩萨。胸前装饰的一种变体十字形装饰，是系带从两肩垂坠至胸前，十字形装饰应是珠宝。克孜尔第四期诸窟中图像与之最为接近，如克孜尔第38窟菩萨像及第219窟供养天人像胸前所佩的显然是珠宝装饰，包括第27窟闻法天人像（图14）和第123窟的思惟菩萨像，均与花红洞第2窟的胸前装饰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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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克孜尔第27窟闻法天人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三卷 图版二三）
菩萨臂膊上的臂钏和腕间手镯也是龟兹石窟的常见图案。花红洞第2窟左右胁侍菩萨和身后的供养菩萨臂膊上绘有近似的图样，即在一个封闭形格中再分割四份，在空白处画出类似摩尼珠的图样。在龟兹石窟中的外廓形象以圆形为主，分割后形成若干空白区域并绘摩尼珠，花红洞石窟与之不同是菱形，但原本表现的仍是臂钏等饰品。
对比龟兹石窟与花红洞石窟（表1），两者在造型样式、风格特征乃至装饰纹样的主体细节部分展现出了高度近似，可见花红洞石窟受到龟兹石窟强烈而直接的影响。但需注意的是，花红洞主体的图像和内容受到龟兹的影响外，如耳饰部分的变换、圆形封闭图样与菱形封闭图样的区别处理以及其他部分细节的差异，可能因空间远或时间久的缘故，使得花红洞石窟的画工参照龟兹石窟绘制壁画时对局部进行了新的处理，或是来自龟兹地区的人物身处河西受到当地的影响而发生了局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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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克孜尔石窟与花红洞石窟壁画细部比对表
其他因素的影响
花红洞石窟与龟兹石窟相近的部分除了追索到直接源自克孜尔石窟的内容外，其源头或不止龟兹石窟一处，以下就花红洞石窟图像中其他来源做简要分析。
（一）花红洞第2窟的莲花纹样
花红洞第2窟壁画中，佛与胁侍菩萨、供养菩萨中露出的深红色底色是壁画最底层的颜色。深红色在各类石窟中包括龟兹石窟是常见色，深红色打底并在其上绘制佛、菩萨像在敦煌北朝以来的石窟中较多。此外，花红洞左胁侍菩萨手捏的莲花和花茎，如图6右胁侍菩萨身后的红色底色上绘制的卷叶莲花图案以及莲苞和初开的莲花，此类样式的莲花是源自河西、中原等石窟寺中多见的莲花图案。
（二）佛像胸口纹样与供养天
花红洞第2窟佛像胸口有一处装饰纹样，其外部两侧边缘呈反S形卷花。佛像胸口出现花朵形状的纹样或称为“宝花”，可能是“如来心相”，敦煌北朝石窟中多见于佛像胸口处，但与花红洞佛像胸口处所见纹样有差异。和田巴拉瓦斯特遗址出土的卢舍那像胸口有一组复杂的卷花图案，图案的边缘与花红洞佛像胸口卷花纹样近似。这幅卢舍那像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图15），时代约在8世纪，胸、腹部图案复杂，胸口中央有一花瓶状物体，其下为一宝瓶，底座缠绕两条蛇（龙），该组图案可能是生长一切福德的功德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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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和田巴拉瓦斯特遗址卢舍那佛像 8世纪（陈粟裕提供）
花红洞第2窟北壁栏墙上面残存的供养天，双手向外摊开手持U形璎珞的图式，可追溯到犍陀罗及中亚地区，如巴基斯坦洪德博物馆藏2—3世纪“四天王奉钵”片岩雕刻中佛像顶部天宫栏墙上手持U形璎珞者。5-6世纪在西域和中原北方流行的于阗系莲花化生像，也常见到化生像露出上半身手执璎珞。河西地区以敦煌石窟于阗题材最多，从吐蕃统治敦煌开始，再到9世纪晚唐归义军时期，于阗人在敦煌居住生活，相关文本图像持续传入。花红洞石窟佛像胸口纹样及供养天形象的局部与于阗图像有相似处，亦需考虑于阗因素，但河西石窟是否受到源自于阗的影响，此前所见甚少，仍待深入考察。
此外，就部分绘画技法而言，龟兹石窟的人物绘画通常采用“凹凸晕染法”，以红色、深色绘出外部较粗的轮廓线，在轮廓线条内晕染，形成渐变效果和深浅、明暗的对比，尤其在表现人物时更富立体感。花红洞石窟表现人物面部、躯体时，在同一种底色上用红色线条勾出轮廓或在轮廓线内径敷白色或褐色，线条内不晕染，与轮廓外部绿、黑或蓝色形成明确的色调对比。以克孜尔石窟为例，早期壁画中多以“凹凸晕染法”表现人物、动物等，并一直流行至晚期，但部分洞窟如克孜尔第四期第38窟中的佛菩萨像，不做晕染，仅用红色线条绘出轮廓线，在白色底色上勾线或在轮廓线内径敷白色，与花红洞石窟画法类似。
年代与历史背景
简要分析花红洞石窟残存的形制及第2窟壁画，其与克孜尔第123窟及同时期的石窟有最直接的影响。克孜尔第123窟是一座独立于其他洞窟的中心柱窟，在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期中，第123窟被列为第四期，其他与花红洞有相近图像的如第224、27、100、101等窟，均被列入第四期。克孜尔石窟的第四期，开窟造像趋于尾声，逐渐衰落直至最终结束。魏正中综合了宿白、马世长等先生的研究，将第四期石窟的年代上限推定在580—600年，约当于隋代，而下限推定约在750年左右结束，即580—750年间。花红洞石窟与克孜尔第四期诸窟相近，其年代当接近第四期并更晚，一是花红洞石窟所在的民乐县与新疆库车县距离遥远，本身又融合了其他地方的因素后汇至河西，且新建石窟又有滞后性；二是考虑开窟造像要考虑当地当时的社会背景。
开窟造像和绘制壁画所耗甚巨，费工难就，往往在相对安定富足的外部环境下更易成就。邻近的马蹄寺、金塔寺、上下观音洞和童子寺均集中在此区域，十六国北朝至隋唐以来在此区域连续开窟造像，可见该地有此传统，以至形成了一处沿山临水密集分布的石窟寺考古遗址聚落。花红洞石窟东侧邻近的大斗拔谷，是穿越祁连山通往青海的交通、兵家要道，故在此开窟造像应有安定的背景。龟兹石窟本身的考古学年代序列仍不够清晰，使得在考虑花红洞石窟的年代时只能参照龟兹石窟的现状推定，主要依照以克孜尔第123窟为代表的同期石窟，结合河西本地及其他因素，暂将其年代推定在8世纪左右。而花红洞石窟与龟兹石窟的渊源：一是前者主要依照来自龟兹石窟的粉本，同时吸收河西当地的传统等因素后融合制作；二是西域龟兹地区的人物来至河西地区制作，即受人员流动影响所致。
结语
以上主要从考古学和图像分析的角度，从现有能观察到的石窟遗迹入手，对花红洞石窟做初步分析，后续仍有赖登临窟内继续细化基础工作并深入研究。龟兹对河西、敦煌石窟的影响，过往所见多系间接而来，花红洞石窟的发现则证明了古代龟兹地区与河西走廊的石窟寺有着直接的影响和联系。我国的石窟寺，大多已被发现，仍未发现的，即便深藏在山林悬崖间，料已不多，花红洞石窟即是近年来极为难得的新发现，令人惊叹，突破了以往对龟兹与河西石窟寺关系研究的认识，是古代西域与河西两地间文化、艺术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见证，也为中国石窟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新材料。
（附记：感谢周荣、王卫东和肃南县刘国虎三位同志以及李静杰、廖旸、王友奎的支持！中国社科院陈粟裕提供了部分资料。参加此次调查的人员有周荣、敦煌研究院编辑部刘阳、李轩宇、俞作辉、刘七疆草毛和研究生李安然、卢百菡。谨致谢忱！）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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